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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中国科学报》记者 孙滔
“大学必须承担新的使命，需要把科学发现、技术进步、文化发展等转移到社会当中去，主要提供通识教育。”
在10月26日的世界顶尖科学家论坛“科学第一课”上，2006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乔治·斯穆特（George Smoot）如是说。
他以自己通过“多邻国”APP学习西班牙语为例。“多邻国”这一在线语言学习应用的用户人数已超过全球所有大学和高中的总和。他说：“这意味着现在的教育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大学的教育内容显然无法再与“多邻国”竞争，而应教导新的东西。”
他进一步探讨了人工智能的发展，质疑人类是否还需要学习和科研，是否可以将这些任务完全交给人工智能。乔治·斯穆特随后给出了自己的答案：“这些变化并不是一夜之间就发生的，而是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需要学习，同时追随自己的兴趣去做想做的事情。”
乔治·斯穆特在世界顶尖科学家论坛“科学第一课”上。图源：世界顶尖科学家协会
这位因发现宇宙微波背景辐射的黑体形式和各向异性而获奖的物理学家，在教育领域投入了巨大的热情。他曾在法国和韩国的中学授课，并创办教师工作坊来培训教育工作者。他强调，随着人工智能和在线教育的崛起，知识的传授在大学教育中逐渐变得不再重要。他指出，通识教育的目的在于培养自由公民，使学生能够拥有独立的生活方式，而不仅仅是传授知识。
他特别关注批判性思维，指出人们往往更倾向于追求看似永恒的真理，而不愿保持开放的心态和思维方式。他认为，成为科学家必须克服思维惯性，突破非科学的思维局限，走到科学前沿，以前所未有的视角观察，这显得尤为重要。
论坛间隙，这位物理学家接受了《中国科学报》记者的专访，深入探讨了他对未来大学的看法。
《中国科学报》：请你详细描述一下未来的新大学。
乔治·斯穆特：
我们为何需要大学呢？孩子上学的一个原因是为了社交，但当学校的人数过多时，这种社交就会受限。那么，大学的角色应该是什么呢？我们可以展望未来10到20年。大学的一部分功能是促进社交，另一部分则是帮助学生更全面地了解社会。在小学阶段，孩子们学习如何与同龄人互动，而大学则应为他们与社会和其他人的互动做好准备。
真正的问题是，学生在大学究竟做什么？目前，大学的存在是为了确保学生获得广泛的教育，而以人工智能为导师可以在这一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然而，我们更需要思考的是，如何培养能够为社会做出贡献的公民，这也是当初人们建立大学的初衷。
这种理念早在启蒙时代便已形成。启蒙初期的大学，目的是将自由人（曾是奴隶的人）培养成在社会中行为得体、理解社会复杂性的人。
随着人工智能越来越多地接管各项社会工作，人类的责任在于成为优秀的公民，做出贡献，并与他人良好互动。人们可以追求自己的志趣，但必须善待身边的每一个人。因此，大学要重新审视自身的使命，以历史为鉴，认识到学生上大学的意义在于获得广泛的教育。之所以被称为“大学”，因为它承载着“普遍的教育”理念。
《中国科学报》：通识教育为什么如此重要？
乔治·斯穆特：
教育并不是把学生放在学校里，教他们必须以某种特定方式行事。相反，教育的真正目的在于教导你如何负责任地行动，如何尊重他人，并从整个社会的角度来看待问题。
因此，你会发现，这不仅仅是传授广泛的知识，比如科学等，更有关于如何为人处世的深刻理解。
诺奖得主乔治·斯穆特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专访。图源：世界顶尖科学家协会
《中国科学报》：如果你是这所新大学的校长，你会怎么做？
乔治·斯穆特：
我并不想扮演这样的角色。这将是一项艰巨的工作，因为你需要创造一种全新的文化和运作方式。你需要有能组织这些变革的人。
《中国科学报》：那么，你需要培训教师吗？
乔治·斯穆特：
是的，没错。这是一个重要的转变，需要适应大学的新文化。过去，中国的教育主要侧重于让学生入学、掌握阅读和写作技能，以及一些技术知识，以便他们能够找到工作。而现在的目标是培养学生如何与整个社会互动。随着许多工作由机器人来完成，学生还需承担其他重要的任务并掌握相关技能。
《中国科学报》：你提到批判性思维，你年轻时是如何理解它的？
乔治·斯穆特：
99%的日常活动都是自动化思维。就像开车时，你不会去思考：“哦，我需要抬起脚、转动方向盘、踩刹车。”这一切都是自然而然的反应。
而批判性思维则需要你经过所有步骤，确保自己不犯错误，不让别人犯错。人们往往只是在做近似判断，他们在猜测。就像你朝着奔跑的兔子射箭，你需要稍微领先一些。有时候你能射中，有时候不能。但你并没有进行精确的轨迹计算，只是在进行近似判断。这就是99%的情况。
《中国科学报》：你还会继续去中学教学吗？
乔治·斯穆特：
我不太确定。让我们拭目以待。我曾在法国和韩国尝试过一些教学，效果不错，但有时情况不太理想。因为人们对学校的期望受到他们自身经历和父母期望的影响。因此，他们可能无从思考未来10年、20年会是什么样子，因为世界变化得太快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