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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第二个总统任期内，一定会完成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进程。”
在离开中国之前，尼克松信心满满地如此保证，并中方发出邀请，表示希望与毛主席、周总理在美国再次相会。
在尼克松面前，中方没有扫他的兴致，但在私下里，毛主席却向周总理感慨，中美建交“路还长哪！我和你怕都看不到那一天啦”。
而结果也确如主席所料，直到7年后，在邓小平的主持下，中美才终于敲定了建交事宜，此时的毛主席和周总理都已经离开人世了。
中美建交符合双方利益需求，原本是一场“双向奔赴”，建交之路为何竟走了7年之久？
尼克松“朝圣”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美国就对新中国采取了孤立、敌视的政策，尤其是朝鲜战争过后，中美两国的关系更是剑拔弩张。
然而，到了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随着国际形势的剧烈变化，继续孤立中国已经不再美国的国家利益的现实需求。
在这种的情况下，作为一名现实主义者，尼克松在当选美国总统之后，迅速向中国释放出了缓和的信号。
经过两年多的秘密联络，中美双方终于建立起了一定的互信，中方表态欢迎美国高层来华访问，当面进行进一步的交流。
于是，1971年7月，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秘密访华，进一步确定中国的对美国的态度。
凭借基辛格与周总理的外交智慧，尽管中美双方的立场仍存在不小的分歧，但最终在各自立场所容许的范围内达成了一定的共识。
基辛格访华取得了圆满的成功，随后，中美双方共同发表公告，宣布了基辛格访华的最大成果：中国邀请尼克松总统访华，商讨两国关系正常化及其他两国共同关心的问题。
随后，在1972年2月，尼克松坐上了前往中国的飞机，开启了这场被不少政界、学界名人称之为“朝圣”的旅途。
近代史学家徐中约从尼克松访华对中国的意义角度解读，认为尼克松访华令中国的民族自尊心得到了极大的满足，并且使中国的大国地位得到了巩固，与古代藩属国纳贡有相似的意义。
汉学学者费正清则从接待流程的角度，称尼克松走过长长的仪仗队的场景，会令人联想到过去数千年藩属国国王朝觐的场面。
时任台湾驻美“大使”沈剑虹更是宣称尼克松与毛主席的会面是卑躬屈膝，好像是在向皇帝磕头。
甚至就连推动了尼克松访华的基辛格，也在一定程度上认可了“朝圣”的说法。
他在后来回忆自己的访华之旅时也说，当周总理通知他毛主席要见尼克松时，给他的感觉就如同过去的君主召见臣民。
不过，不管外界如何评论，尼克松本人对本次行程倒是十分满意。
在他本次访华期间，与中国签署了《上海公报》，开启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进程，这对美国和他本人的选情来说，都会是一大利好。
因此，在离开中国之前，尼克松信心满满地向中方保证，在他的第二个任期里，一定会实现中美正式建交，并邀请中国领导人在建交后访美。
尼克松的自信不是没有道理的，1972年对他来说是十分好运的一年。
在这一年，通过紧缩性的经济政策，他缓解了经济史上从未出现过前例，被不少经济学家视为“违背经济规律”的滞涨危机，这对他的选情是极大的利好。
如今又有了推动中美关系缓和，极大地减小了美国的安全压力这一功绩，在当年的大选中连选连任的可能性应当是很大的。
进程冻结
尼克松的判断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准确的。
眼看中美关系趋于缓和，苏联也感受到了压力，在尼克松访华后的短短3个月，苏联与美国达成了限制战略核武器的阶段协定，美国的安全局势大为缓解。
尼克松也确实因为自己在任期内的成绩，在1972年的美国大选当中顺利连任。
然而，出人意料的是，尼克松竞选团队在选举期间试图窃听民主党选举计划的破事，没影响到尼克松的竞选，却在尼克松成功连任之后不断发酵。
加之他在1971年时在一定程度上挽救了美国经济的政策，在1973年却没能发挥作用，眼看生活逐渐变得糟糕，美国的民众对尼克松也由支持转向了抨击。
国会的弹劾和民众的唾弃令尼克松心灰意冷，失去了以往的政治热情，整日借酒消愁。
在这样的情况下，中美关系正常化这种其中困难重重，需要双方领导层精心谋划，小心推动的麻烦事，自然也就很难继续推进了。
1974年8月，尼克松被迫辞职下台，副总统福特继任。
然而，在当时，深陷滞涨危机的美国民众对政府最大的要求是解决经济问题，福特为了2年后的选举，也必须把应对国内的经济困境放在首要位置。
因此，在1975年福特访华时，他只能遗憾地表示，中美建交之事需要暂缓，并承诺自己在下一个任期中一定会将中美建交作为第一个要完成的任务。
对于美国的拖延，中方多少有些不满，但也能够理解美国政府面临的困境。
毛主席当场表示，中美关系在未来几年应当不会有什么波动，或许还会好转一些，让福特和基辛格放心。
然而，为了国内经济问题将中美建交推迟，并在来华期间向中国承诺“下届一定”的福特，到底没能解决国内的经济困境，并因此在1976年的美国大选中败选。
新上任的美国总统卡特，一方面仍面临国内的经济困境，另一方面，在对华关系的问题上，他的态度也不像两位前任那样坚定。
面对布热津斯基提交的中美关系正常化备忘录，卡特提笔在上面批准要谨慎，“不能向尼克松、基辛格那样去舔他们的屁股”。
在卡特的这种观点影响下，中美建交的问题再度被搁置。
中美建交
然而，到了1978年，眼看着苏联又是在阿富汗扶持亲苏政权，又是成功试射洲际导弹，美国面临的军事压力节节攀升，巨大的安全压力让美国有些坐不住了。
起初美国还希望通过与苏联谈判缓和，但美苏关于限制战略核武器的第二轮谈判迟迟没有进展。
在来自苏联的压力面前，卡特也开始觉得，“联中抗苏”的确是个不错的主意，布热津斯基的中美关系正常化路线因此开始得到白宫的重视。
于是，在1978年5月20日，布热津斯基来华访问。
在访华期间，布热津斯基向中方表示，卡特总统已经下定决心推动中美关系正常化，并愿意接受中方提出的建交三援助（撤军、废约、断交）。
不过布热津斯基也提出，为了减小国内阻力，希望中国不要反驳美方期待纯属中国内政的台湾问题得到和平解决的表述。
对此，邓小平表示，中方不会放弃武力解决的权力，但在此问题上双方可以各讲各的。
至此，中美双方在建交问题上已经基本达成了共识，开始进入正式的建交谈判环节。
不过，在台湾问题上，中美双方依旧存在巨大的分歧，4次谈判均是不欢而散。
眼见时间已经来到1978年11月，美方代表感到了焦急：一旦明年国会开会，政府的重点议题必然要转到美苏关系上，再拖一年又要面临大选压力，中美建交很可能出现波折。
对此，布热津斯基选择将这一情况如实告知中方代表，并表示如果12月将会是中美关系正常化的重要机遇期。
在了解到美方的情况之后，中方也意识到，11月的第5次谈判中美方给出的草案，恐怕已经接近美方的底线了。
尽管这份草案与中方的期待依旧相去甚远，但此时的中国正面临苏联和越南的压力，并且还在准备改革开放，急需缓和与美国的关系。
面对这种情况，邓小平决定，他要亲自与美方代表谈谈。
于是，在1978年12月13至15日，邓小平与美方代表伍德科克进行了4轮会谈。
最终，美方同意将反霸权内容写入公报，但在对台军售问题上始终不肯让步。
在这关键时刻，邓小平展现出了战略家的气魄，决定按计划发表建交公告，对台军售问题留待日后讨论、解决。
在这样的情况下，北京时间1978年12月16日上午10时，中美同时发表《建交公报》，宣布两国将在1979年1月1日正式建交。
在谈判过程中，伍德科克还提出，希望邓小平能够在中美建交后尽快安排一次访美行程。
原来，为了减少国内阻力，美国与中国的谈判全程是瞒着国会进行的，这固然推进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进程，但到底不合规矩，可能导致国会对总统的抨击。
因此，卡特政府希望邓小平能够尽早访美，打消美国议员中国的疑虑，减轻自己所面临的压力。
邓小平对此欣然同意，并如约在中美正式建交不足一个月的1979年1月25日，开启了为期8天的访美之旅。
在访美期间，邓小平与美国签署了多项合作协议，并且以其和蔼友善而又坚持原则的形象，赢得了美国民众的欢迎和喜爱，在美国“刮起了邓旋风”，也开启了中美关系的新时代。
在尼克松访华7年之后，中美建交终于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参考资料
中美建交历程：从尼克松“朝圣”到美国刮起“邓旋风” 胡新民 党史博采
中美建交为何 “延后”7年？ 王煜 新民周刊
中美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台前幕后 郭伟伟 党史博采
